揭秘:明末崇禎皇帝真的藏了很多“私房錢”嗎?

  今天趣歷史小編給大家帶來崇禎的故事,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。

 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。

  這時候的北京城已然寒風凜凜,路有凍死骨已經不是新鮮事,連續的兵禍加瘟疫,已經讓這個城市的精神先于軀體而泯滅,一切都在等待著結束。

  這時候一個名叫趙士錦的年輕人奉命擔任工部營繕司的員外郎。他上任以后,首先接管的是皇朝的國庫之一——節慎庫。這個國庫的儲存如何呢?

  “…新庫中止二千三百余金。老庫中……只千余金…外只有錦衣衛解來加納校尉銀六百兩,寶元局易錢銀三百兩,貯書辦處,為守城之用。”

  加在一起,一共四千二百多兩。

  守衛的老軍告訴趙士錦說:“萬歷年時,老庫滿,另置新庫。新庫復滿,庫廳及兩廊俱貯足,今不及四千金”。

  這一段畫面極為貼切地反應了明朝末期的財政現實,被詳細地記錄在了趙士錦的回憶錄《甲申紀事》里,而這段畫面也因此被人所熟知。

  很顯然,國家已經極端貧困。在財政嚴重匱乏的情況下,且不說與滿清、農民軍作戰,就是維護國家的正常運轉都成了個問題。因此在這個時候,崇禎皇帝選擇向諸位大臣“勸捐”——希望大家捐款救國。

  可大臣們的反應相當消極、乃至滑稽:

  除了太監王永祚、王德華、曹化淳各捐五萬兩以外,朝中官員大多發揮鐵公雞精神,比如內閣次輔魏藻德捐款五百兩(這還不如不捐)。更有趣的是國丈周奎,死死不肯捐款,女兒周皇后拿出五千兩讓他做表率,他卻從中克扣了兩千、拿出剩下的三千兩捐出。

  皇帝岳丈、文臣領袖如此表率,其他大臣可想而知?所以北京城的高官們,一改日常行為規律,出門不再乘轎子,穿衣服也要破破爛爛,更有趣的是在自家大門寫上“此屋出售”四個大字,以示自己“毀家紓難”。與其說是做給崇禎帝看的,倒不如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自娛自樂。

  崇禎不會相信他們沒錢——就像他們不相信崇禎沒錢一樣。歷史的踐行者李自成已經為我們證實,這些大臣確實非常有錢。

  但似乎從崇禎時代開始、直到現在,崇禎皇帝“內帑私藏甚多”的聲音也從未銷跡,甚至成為主流。

  這個說法從何而起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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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初的版本,大抵在李自成離開北京時流傳開的。

  在張岱先生的《石匱書后集》中有這么一處記載:“賊大驅騾馬與駱駝載金銀往陜西,舊有鎮庫金銀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,金一千萬錠,皆五百兩為一錠。”《明季北略》中也幾乎相同:“舊有鎮庫金,積年不用者,三千七百萬錠,錠皆五百兩,鐫有永樂字,每馱二錠,不用包裹。”

  簡單計算一下,單單白銀一項大約是185萬萬兩。這是個什么概念?清初康熙中期,整個清政府財政收入約為四千萬兩白銀一年——要收四百六十多年才夠這一筆,總之這個數字我是不信的。

  另一個盛傳的版本,認為白銀為三千七百萬兩,倒顯得更貼合實際。

  持有這種說法的,有楊士聰。他的《甲申核真略》中說“內有鎮庫錠,五百兩為一錠,鑄有永樂年字,每馱二錠,無物包裹,黃白溢目……括各庫銀共三千七百萬兩,金若干萬。”

  白銀的大量流入是在嘉靖初年才開始,而白銀繳稅則在萬歷初張居正改革以后,此前尤其是洪永年間,繳稅大多為實物稅、市面流通多為鑄錢。而正式遷都北京是在永樂十八年,也就是說永樂時代,北京作為首都只有四五年的時間,這個時間段要收取足夠的白銀來鑄作這些五百兩的大型銀錠,很是困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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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還是趙士錦的《甲申紀事》,里面提到:“闖破城后,日以內庫銀騾車運至西安。見其錠上有鑿萬歷八年字者,聞內庫銀用至萬歷七年止,八年以后俱未用也。”

  這就有點不現實了。真正推行大規模白銀征稅的、正是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施行以后,此后才有源源不斷的白銀被輸送進來。而萬歷八年,一條鞭法施行才七八年,在此以前收取的白銀,竟然連戰亂、饑荒、瘟疫并發的明末都用不完,不合乎常理。

  比如具備超常聚斂能力的萬歷皇帝,在開礦的加持下:萬歷二十五年入18140兩、二十六年入149239兩、二十七年入533164兩,年均二十五萬多兩,這是相當高的收入。而明朝從撫順之戰到廣寧之戰四年間的軍費即高達三千萬兩,其中多由內帑出;而光宗一登基就用內帑賞賜九邊二百萬兩;并且內帑包括京師武官以及宮殿修繕的費用。要說內庫“(萬歷)八年以后俱未用也”,著實不可信。

  張岱先生以及他的好友許重熙等都是明末著名的文學家、史學家,自然不可能對歷史有粉飾或扭曲。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經歷者、卻非那場事變的親歷者,因此記錄在案的,更多的是當時來自北方的傳聞,而傳聞是不牢靠的——比如李自成的部隊離開時,當然不愿意說金銀是拷打京城官員得來的、而更愿意說是劫掠自皇帝內帑。

  支持這一觀點的,是明末文學家毛奇齡,他在《后鑒錄》中記載道:“…拷索銀七千萬兩,侯家什三,閹人什四,官什二,估商什一,余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,剔剝殆遍,不及十萬,賊聲言得自內帑,惡拷索名也。”他便認為,闖軍之所以說是得之“內帑”,是害怕被人知道他們嚴刑拷打京官的事跡。

  談遷在《國榷》中也記錄:“所掠輸共七千萬,大約勛戚、宦寺十之三,百官、商賈十之二。先帝減膳撤懸,布衣蔬食,銅錫器具盡歸軍輸,城破之日,內帑無數萬金,賊淫掠既富,揚言皆得之大內,識者恨之。”他也認為,闖軍所獲得的,大多都是勛戚宦官以及百官與商賈,只不過托名“得之大內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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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說萬歷皇帝二十多年“開礦”斂財給人印象過于深刻、以至于民間同樣認為崇禎很富有,那么身在京城、近在君側的大臣們也“堅信”崇禎皇帝的富有、恐怕就是一種博弈的手段了。所以當眾臣敦促皇帝以內帑填補軍費,崇禎說:“今日內帑難告先生”時,他們依舊認定崇禎很富有;崇禎夫婦典賣宮中器具、修補破損衣服也被認定是吝嗇所致。

  崇禎十七年初,李自成兵入山西,宣府、大同陷落之際,崇禎君臣想起了遼東勁旅吳三桂部。在二月二十號,崇禎皇帝召見吳襄(吳三桂父)與他商議吳三桂支援的事情,吳襄說要調集這些部隊入關,需軍餉百萬,崇禎回答:“內庫只存七萬,搜集一切金銀雜物補湊,也不過二三十萬”,吳襄便像商人般否定了這樁“生意”。

  明眼人一看便知:吳三桂部不來,北京必定陷落,除非遷都南京、否則君臣必然被俘或被殺。但這時,陳演、魏藻德還有吳襄等人依舊反對調吳三桂支援、也依舊反對南遷,似乎在期盼著京師陷落、明朝滅亡。事實證明,他們就是如此期待的,等李自成一到,便長跪以求任用。

  所以他們“認定”明皇有的是錢、堅稱自己家無余財,不過是個借口逃避為這個王朝出力罷了。

  或許明亡之前的某天,陳演碰到魏藻德,對他說道:“皇帝家累財矩萬,不必我等捐餉”,魏藻德聽罷,仰面哈哈大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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